全面深化未检综合履职理论研究

——2023年未成年人检察研究综述

缐杰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一级高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目 次

检察机关承担着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与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责，在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中肩负着更重责任。有论者分析了检察机关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特点，针对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面临的困境和问题，指出检察机关应做好五个方面工作：一是充分认识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重要性；二是牢固树立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理念；三是加强办案队伍专门化、专业化建设，充实基层办案力量；四是形成内外衔接联动机制；五是链接社会资源，与专业社会组织形成衔接转介机制。在探索完善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道路上，应当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论者指出，未成年人检察的这条实践之路之所以没有固守理论上源自西方并通常称之为“少年司法”的传统范畴，实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思考的结果，也是将国际社会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共通准则与中国未成年人保护实际结合起来思考的结果，这样一条实践之路也是顶层设计与基层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现状深入体察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后确立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构建和发展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帝王条款”，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具有方向性、统领性作用。有论者着眼未成年人检察实践指出，应当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作为个案办理的权衡标准、解释法律规定的重要依据、制度发展与体系建构的动力，需要从推动理念更新、促进双向保护、提升综合司法保护质效、促进“六大保护”协同发力和推进未成年人检察队伍自身建设等方面贯彻与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对未成年人利益给予特殊、优先考虑，但同时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其他主体的利益，追求未成年人利益的无序扩张。

2023年，未成年人检察业务集中统一办理持续深化推进，逐步向综合履职、全面保护工作模式转型。有论者指出，检察机关作为全过程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政法机关，要深化综合履职，高质效履行未成年人检察职责，在把握一体履职、强化监督、全面保护、协调有序等综合履职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树立系统履职、依法履职、能动履职、谦抑履职观，从注重惩治向精准施策转型、从注重刑事主导向职能聚合转型、从注重诉讼主导向诉源治理转型，推动建立集惩治犯罪、教育矫治、维护权益、预防犯罪、有效治理于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体系。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是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核心措施之一。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了刑事责任年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构建了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制度，对罪错未成年人建立阶梯式的分级处遇已从理论共识走向立法宣示。有论者指出，构建科学的罪错分级处遇体系，不仅要实现“为了预防而教育”，更需要注重“为了保护而教育”。以预防性教育理念为核心所构建的罪错未成年人制度，还存在罪错行为分级界限模糊和非刑罚性教育措施不完善等问题。从预防性教育理念向保护性教育理念转变，是构建科学合理的罪错分级体系和阶层有序的处遇措施结构的基础。

关于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的概念、界限、关系，有部分观点未予区分，也有观点认为专门矫治教育是一种司法教育措施，具有拘束型保护处分的强制性，而专门教育则是对实施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开展的一种教育行政手段，体现社区型保护处分的教育性。

有论者从矫治责任的视角研究专门矫治教育，提出专门矫治教育的权利干预属性决定了其适用必须谨慎和限缩，并提出触法行为的客观危害与触法行为人的责任能力是判断矫治责任的基本标准。有论者引入“风险—需求—响应”模型，提出细化实施专门矫治教育的建议，包括建构涵盖“涉罪行为”“成长经历”“监护情形”“教育情况”“心理健康”五大维度的评估指标体系，识别应当接受专门矫治教育的未成年人；根据未成年人风险等级实施分级分类干预，聚焦未成年个体“犯因性需求”以确定对其专门教育矫治的具体内容，设置动态评估机制适时调整个体矫治教育方案。

在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的决定和执行方面，有论者建议引入合适成年人在场、矫治教育记录封存制度、前置听证制度等。在行刑衔接方面，有论者从犯罪论中的需罚性理论和刑法补充性理论角度论证，指出保护处分（包括对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的一系列非刑事措施及其适用程序）应当优先于刑事司法而适用，优先适用也可以解决保护处分与刑事司法的适用重叠问题，并提出以保护处分措施替代部分羁押性强制措施、以保护处分措施整合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帮教措施、增强保护处分的承载能力、畅通从刑事司法程序向保护处分程序的转处机制、完善保护处分措施与程序等建议。

附条件不起诉一直是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热点问题之一，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有论者分析了最高检第二十七批指导性案例的示范价值，并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提出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应当聚焦未成年人本身而非行为、促进少年司法转介管理机构发展、政府介入促进观护基地多样化、关注未成年人被害人成长需求等完善建议。

未成年人检察业务集中统一办理以来，部分理论研究将视野投向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领域。对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有论者指出，实践中存在以跟踪帮教为主、监督执行为辅，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个别化、精准化要求的监督理念不明晰，监督专业力量薄弱，事后监督质效欠佳等问题，并提出应坚持专业矫正理念，由单纯“监督”向“监督+保护”转变，加强未成年人检察部门与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协作，完善社区矫正信息共享平台等建议。在刑罚执行中，有论者建议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19条修改为：“对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且所犯罪行不属于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罪犯，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应当视为确有悔改表现。”改变只有在报请减刑前的服刑期间不满18周岁才能认定为未成年罪犯的标准，而以犯罪时未成年为认定未成年罪犯的标准。对犯罪时是未成年人，且所犯罪行不属于刑法第81条第2款规定情形的罪犯，即使未成年罪犯在服刑期间已经成年，对其减刑也应适用未成年罪犯减刑的政策，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

在犯罪记录封存方面，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已下发一年有余。有论者考察了该制度的运行现状，检视该制度运行中存在未区分决定主体和实施主体、只规定实施主体和监督主体、封存的内容和范围过窄、查询主体不明确、查询执行不规范、缺少法律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等问题，建议统一规定封存决定主体、封存义务主体、封存内容及范围，建立监督程序和追责机制，同时协调犯罪记录封存与从业禁止等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

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以来，围绕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及核准追诉的标准与程序问题的争议至今未曾平息。持否定态度的论者认为，从少年法视角来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冲淡了自1984年我国少年司法改革四十年来取得的重大成果，应将重心放在独立少年司法制度的建构上，提倡和落实“以教代刑”。持肯定态度的论者认为，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案件入刑能够满足公众希望得到刑法保护的现实需求、发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积极效用、促进实现对被害人权益的综合保护。由检察机关核准追诉能够以弹性模式实现个案公正、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依法能动履行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职责。更多论者将关注点聚焦在如何妥当适用该规定上。

关于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的理解，主要存在“罪行说”和“罪名说”两种不同的观点。有论者指出，“从双向保护原则观之，似乎‘罪行说’更偏向社会保护，而‘罪名说’更偏向未成年人保护”。“罪行说”认为，此处是指具体的犯罪行为而非仅指罪名，同时包括了5种转化犯的情形。“罪名说”认为，如果低龄未成年人不符合该罪名要件，则不应当进行核准追诉。也有论者采用“罪行+两个特定罪名说”进行范围界定，即以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为依据，但具体罪名及法定刑的适用应仅限于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两个特定的罪名。

关于“情节恶劣”的认定，多数观点认为“情节恶劣”是入罪要素，具体判断应采用综合评价。有论者考察积极性因素（如犯罪动机、犯罪前科及悔罪表现、被害人的特殊性与人数、行为次数、犯罪地点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等）和消极性因素（如是否身心发育迟滞、是否因长期生活在严重缺失关爱的环境中而导致人格缺陷、被害人是否存在明显过错等），认为满足积极性因素之一即可认定“情节恶劣”；具备消极性因素之一，即可阻却“情节恶劣”的成立，同时认为社会影响不应作为考量因素。也有论者提出，因为社会影响是否恶劣并非定罪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具有随意性。在“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形下，不应当再将犯罪手段残忍作为“情节恶劣”的认定因素，否则会导致重复评价。

在证据审查方面，有论者认为《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的最大亮点是证据审查判断和把握的原则。“处理性侵害犯罪时，应将未成年被害人的陈述置于司法审查的证据核心。”有论者从美国U.S.v.Castillo案明确被告人品格证据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具有可采性得到启示，建议我国司法实践在性侵案件被告人品格证据的运用上，可以在满足“必要性”“关联性”“程序合法性”的情况下予以借鉴。

关于“一站式”取证的规范运行，有论者从综合司法保护的视角审视该类案件办理，提出应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基本遵循，推进“一站式”办案场所建设，树立综合取证、系统审查的证据理念，建立询问指引，规范引导措辞，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和专业支持，规范品格证据取证。有论者从系统权变理论的角度考察，认为“一站式”运行机制可被视为一个输入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信息，经过跨领域侦办救助，最终输出高质量的诉讼证据并帮助未成年被害人复归正常生活的司法救助综合体。对“一站式”取证的规范化建构，应尽可能拓展案件信息输入渠道，协调组织体内的各项工作部门，从而在彼此的协调配合下实现规范化取证与即时救助。

有论者指出，在网络性侵儿童犯罪中，网络平台的介入打破了以往“国家—用户”的一元犯罪治理模式，可借鉴英国“立法者—网络平台方—执法者”的多元治理模式，有效衔接“犯罪行为识别—犯罪线索报告—犯罪证据固定”环节，并建议将性引诱情节单独入罪。在平台治理层面，建议构建以企业合规义务为指引的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线索报告机制。

对强制报告的研究着重于域外经验的考察和本土模式的完善。有论者肯定了我国将强制报告义务人规定为专业主体的立法规定，但建议将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纳入强制报告主体范围，在报告内容上囊括精神伤害、程序上增加便捷报告方式，设立善意报告豁免，配套更新治安管理处罚法、教师法、医师法等。有论者建议建立统一受理平台，由专门主责机关统筹各部门工作、明确线索的初步核实与筛选机制、评估并分级分类处置案件、多部门协同参与未成年人服务安置、强化后续程序衔接。

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了从业禁止制度，2022年11月，最高法、最高检、教育部发布《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细化了从业禁止制度的实践适用规则。有论者认为，该制度是宪法基本权利（就业权）与未成年人权益在功利原则与利益权衡下的价值选择，需遵循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对“严重侵害”程度进行综合考量和全面审视，根据行为人违法犯罪的不同程度设置相应的禁业期限。“密切接触”指与未成年人有反复多次接触，强调彼此之间的紧密往来，“密切”与“接触”需要整体理解，对“等”的范围应结合这一核心特质进行限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不仅涉及行业种类，也涉及具体行业的具体工作岗位。关于用人单位对违法犯罪记录的查询能力，要依赖网络智能与协作机制，将入职查询与落实《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结合起来。有论者关注到入职查询大数据库的建立应用，建议由最高检统一建设该大数据库，在处罚或裁判生效后即进行数据登记，由第一时间掌握数据的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将数据发送至同级检察机关，经审核后上传至该大数据库；用人单位提交证明材料，向检察机关提交查询申请，在操作中应注意被害人隐私保护；同时也建议根据违法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及行为人的后续现实表现设置不同的期限，赋予入库人员申诉权，同步配套监督制约制度，以保障当事人隐私和数据安全。

随着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在司法实践中的迅猛发展，相关理论研究也在同向发力。有论者研究了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存在受案范围不明确、线索来源不足、调查取证能力有限、审批流转不规范、检察建议不规范等问题，建议通过与其他部门交流、借助外部力量的方式扩大线索来源；提高诉前检察建议的规范化程度、加强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立法上提高调查权刚性；推动建立行政执法信息和检察公益诉讼信息共享平台，加强与行政机关合作治理。有论者建议，法院适当合理运用证据协力义务以矫正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中的证据偏在现象；将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据采用要求降低到“优势证据”；法院或检察机关依职权采取行为保全措施，以避免危害发生或损失扩大。有论者对未成年人消费领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进行研究，提出要立足惩戒必要，坚持预防功能，明确惩罚性赔偿金是刑事罚金和行政罚款的补充性措施的定位，应充分考量侵权人主观过错严重、违法次数和持续时间、损害类型、获利情况等要件，确保切实促成社会关系的修复。

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在实践中存在模糊化、泛化、碎片化适用的状态。有论者从公益诉讼价值补充地位的研究出发，认为应当允许公共利益适当进入私人利益范围，否则无法“贴合性”地发挥其对私益诉讼的补充功能，公共利益与被侵害人的私人合法利益“一荣俱荣”，特定情形下可突破二者边界，从而得出涉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可以在内容和功能上适度扩张的结论，但仍需保持在合理限度内；同时指出，增益型公益诉讼是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更高层次的要求，其适用应更为慎重，要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必须以现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依据。

诉前程序与起诉程序的衔接问题涉及检察权与行政权的运行界限。有论者从权力顺位、法经济学、检察权补充、谦抑性的角度研究，指出判断行政机关是否适当履职，宜坚持司法有限审查原则，只有行政机关违反裁量合理性义务、违背行政合理性原则时，检察机关才实质审查行政机关是否逾越、滥用裁量权等。

有论者指出，目前法律规定的监督措施重心都放在未成年人人身权益上，对其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的重视不够。监督视角集中在事后惩戒方面，缺乏事前、事中监督。建议构建政府监督、司法监督、社会保护三位一体的横向协作监护监督网络，同时以事后司法监督为支点，构建与事前、事中监督相链接的纵向监护监督链条。通过建立未成年人财产账户或者监护人共管账户、未成年人重大财产变更登记报告制度、选任第三人作为未成年人财产监管人等制度，强化对其财产性权利的监督和保护。有研究认为，监护监督是“未成年人民事法律关系实质中心”，指出传统监护构造对监护人的概括授权难以跟上尊重未成年人权利主体地位的意识觉醒以及未成年人财产权益样态多样化的保护需要。当前未成年人主体身份与亲子关系样态多样化，引发未成年人监护关系事实样态多样化。家庭教育指导不能停留在泛化分析以及政策性语言描述层面，而应针对司法实践中不良行为及其背后的怠于监护履职具体情形，从满足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的逻辑结构等方面予以规范。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强化具体执行措施，以及时处置的干预思维应对监护人重复骚扰等轻微人身伤害行为。为实现对未成年人财产利益的保护，可以在处分被监护人财产效力的判断上，融入监护监督功能。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在亲子法领域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

基于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频发，部分研究关注到此类案件中的民事责任问题。有论者认为，民法领域中“性侵害”的概念比刑法中更宽泛。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刺激、满足性欲或谋取利益的故意，未经未成年人同意或与不具有性同意能力的未成年人发生性接触或进行性活动，侵害未成年人性自主权及身体权、健康权的，未成年人有权提出侵权之诉，要求承担赔礼道歉、人身损害赔偿及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有论者提出，探索在性侵犯罪中构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未成年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要限定为性侵犯罪案件，且要满足性侵犯罪行为需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性侵犯罪行为与严重精神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条件。

万物互联时代，未成年人的网络参与权、隐私权、受保护权等成为热议话题。2023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履职典型案例。2023年10月，国务院发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有论者指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出台，是我国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成果，对未成年人保护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有助于发挥平台企业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为平台企业提供了制度预期，有利于引导和促进平台企业在合法合规框架下健康有序发展”。

近年来，剧本杀、电竞酒店、文身等娱乐或服务消费经济新业态迅速发展，给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有论者指出，新业态下市场主体的功能整合与服务多元，意味着其应承担更多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而不应以功能竞合来逃避和推卸责任。

2022年6月，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出台《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有论者从文身影响未成年人顺利社会化、易使未成年人走入歧途、易引起模仿效应危害未成年同伴的角度论证文身治理的必要性，指出《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对家庭保护功能定位不全面、学校保护措施操作性不强、网络媒体的责任边界模糊、行政保护责任分散、司法保护履职要求不清晰，建议明确违规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的法律责任，由卫健部门作为主责机关进行监管，监管义务的履行以被监管主体切实履行相关义务为标准。

有论者立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指出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特别保护”的范围限定在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保护范围不一致，需进一步完善。考虑从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网信部门、新闻媒体、资深网民中聘任“公益诉讼观察员”或“联络员”，以拓展线索获取渠道。

数字时代“数化万物、万物皆数”。检察机关围绕“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的工作要求，发挥“数字未检”对推进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现代化的引擎作用，以“数字革命”驱动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监督整体提质增效。2023年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委员会年会以“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暨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为主题进行了研讨。有论者强调，要注重数据安全问题，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建议建立常态化的大数据运用风险评估机制。有论者指出，数字检察监督存在边界，但未成年人数字检察相比其他数字检察更容易达成不同主体之间的认同，可以进行特殊探索。有论者提出，未成年人检察应通过大数据赋能，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参与权和发展权，以及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受保护权，担负起依法维护未成年用户权益的重任。有论者认为，应高度关注网络空间数字形势下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有学者指出，未成年人检察全流程都可能受到数字化的影响，应重点在网络保护和社会保护方面发力，但在涉及隐私等方面应采取严峻的态度。

从实践出真知，以真知促实践。2024年，未成年人检察理论研究应当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继续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聚焦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围绕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加强理论研究、系统总结经验，推动未成年人检察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深度融合，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成年人检察制度，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现代化，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