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临近春节，走在城市的楼宇间，看着街头的红灯笼，听着偶尔飘来的零星的鞭炮声，总会想起儿时在老家太康过年时的情景。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豫东的冬天冷得纯粹，风从开阔的田野上毫无遮拦地刮过来，把土墙根最后一点暖意也搜刮干净。可越是天寒地冻，心里的期盼就越发滚烫。腊月二十几，母亲就开始忙碌了。厨房里蒸汽缭绕，像一团化不开的浓雾，白面的香气便从那雾里钻出来，钻进我们的鼻子，也钻进了一年的梦里。
蒸馍是过年的头等大事。平日里啃窝窝头、喝红薯糊糊的胃，终于盼来了白面。但最让我们孩子雀跃的，不是普通的白面馍，而是“大馍”——比寻常馒头大出两三倍，圆墩墩的，最神奇的是里面嵌着几颗红枣。那时红枣金贵，平时哪里吃得上？我们围在灶台边转，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把揉好的面团放在手心，用手指摁出几个窝，再把红枣一颗颗按进去。上笼蒸的时候，我们就蹲在灶前，听着风箱呼嗒呼嗒响，盯着锅盖边缘冒出的白气，等着那个神圣的时刻。
还有枣花，还有枣山。母亲的手真巧，能把面团搓成条，盘成花瓣、云纹，做出各种好看的造型，再把红枣密密麻麻插在上面。最壮观的是枣山——一层层的面花摞起来，像一座小小的山，红红白白，既好看又好吃。母亲说，大馍和枣花是专门走亲戚用的。给长辈送大馍，一个大馍配一个小枣花。做多少个大馍，全看长辈有几家。这是规矩，也是礼数，是对长辈的敬重，更是穷日子里能拿出的最体面的心意。
蒸好馍，年就更近了。终于熬到除夕，这一天对我们孩子来说，还有一件天大的事——穿新衣裳。母亲早把棉衣棉裤准备好了，棉花是自家种的，布是攒了许久布票才扯来的，衣裳是母亲在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出来的。那时候一年到头，只有这一天能穿上崭新的衣服。棉鞋也是母亲手工做的，千层底，密密麻麻的针脚，硬邦邦的。刚穿的时候紧得很，脚塞进去要费好大力气，龇牙咧嘴地穿上，走几步磕磕绊绊的，心里却美得不行。
除夕夜，家家户户都要放三声“关门炮”。鞭炮响过，吹灭桌上的红蜡烛，年的喧闹暂时歇了。我们躺在被窝里却睡不着，支着耳朵听外头的动静。等到后半夜，大概四五点钟，朦胧中忽然听见“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赶紧一骨碌爬起来，胡乱套上衣裳就往外跑。
拾炮，是我们男孩子过年最要紧的营生。循着声音跑到放鞭炮的人家，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捂着耳朵等。等鞭炮放完，硝烟还没散尽，我们就冲上去，在地上摸索着找那些没炸响的哑炮。看见地上冒烟的，赶紧用脚踩灭，烫着脚也要捡起来，小心翼翼地装进衣兜。有时这家还没捡完，那家又响起来了，我们又赶紧循声追过去。最可笑的是有时跑错了方向，等到了跟前，鞭炮早放完了，地上干干净净的，已被别人捡光了。
那时候放鞭炮的人家多，东家放了西家放，我们像一群没头苍蝇，在村里东奔西跑。天渐渐亮了，鞭炮声慢慢稀了，孩子们才凑到一起，掏出兜里的“战利品”，一个一个地数，比谁拾得多。这时候，大人们也出来了，穿着新衣裳，三五成群地去给村里的长辈拜年。我们就跟在后面，学着大人的样子，进门喊一声“爷爷奶奶过年好”，长辈便笑着抓一把花生塞到我们手里。
等拜完年回到自己家，一进门就闻见香味——锅里的饺子已经煮好了。白白胖胖的饺子在锅里翻滚着，热气腾腾，咬一口，满嘴是油。那饺子馅里有肉，一年到头，也就这时候能吃上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饺子，说着话，窗外的鞭炮声还零星响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孩子。
多年过去，我早已不再是当年拾炮的孩童，老家的土墙老屋也换了新颜。如今的孩子生活优渥，不会再为一颗红枣、一双新鞋、一枚哑炮而满心欢喜。可我时常思索，真正的年味究竟是什么？它藏在带枣的白面馍里，藏在母亲缝制的新鞋里，藏在除夕夜拾炮的欢喜里，更藏在一碗团圆的饺子中。
旧时的年味，是清苦日子里的期盼，是家人相守的踏实。那时生活简朴，人们却用心过年，那些老手艺与老规矩，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生活富足，年味看似淡了，实则藏进了记忆深处。每当年末红灯笼亮起，童年的画面便会浮现——那是我的年味与童年，也是我永远割舍不下的根。
